【工作论文201801】金融要素不完善是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

本文原文发表于《国际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从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起步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RSR和TOPSIS综合评价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对提升经济总量、人均产出水平，降低失业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金融要素对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融资风险、融资效率与融资成本等金融要素是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提出了“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启示性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金融要素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经济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并赋予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抓手的新时代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为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生产、贸易和经济合作打开了新通道，一个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的新型区域发展格局得以打开。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正从深化各国间的互联互通起步。中国勾勒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其主要着力点之一就是包括交通、电信、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建设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将为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增添新活力。数据显示，仅亚洲地区近十年的基础设施总投资需求就接近8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十分巨大。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家体制、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多种多样，经济也处于不尽相同的发展阶段，各国的政治、经济风险推高了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加上机构自身投资准则的限制，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能获得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并不充裕。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其资本利用效率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且金融话语权不强，难以主导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这也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供求存在巨大缺口。乐观的是，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出资数百亿美元设立的各类创新型融资工具，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沿线各国的时间距离，互联互通带来的区域一体化效应明显。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对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关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对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制约因素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以期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实施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一、文献回顾

基础设施可能并不总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引擎，但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交通运输、电信、能源、水、卫生、住房和教育设施已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都至关重要。一方面，基础设施在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和民航）、电力、灌溉、流域、水电工程、科研、培训、市场、仓储、通信信息、教育、卫生和家庭福利等方面都十分关键，特别是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可用土地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减少贫困现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贫困人群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享受教育和医疗、水和卫生设施、道路网络和电力等服务，从而促进贫困人群的自身发展，提升社会公平。由此可见，基础设施能够使得经济、社会得到全面的发展、改善和提升，因此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

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指出，良好的公路、港口、桥梁是发展商业的重要条件，需要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进入20世纪40年代，包括罗丹等在内的众多发展经济学家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并被成功运用到各国的实践发展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罗丹提出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先行条件。此后，国内外学者针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的研究。Aschauer（1989）率先在其研究中探讨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公共投资支出与美国1971-1985年之间经济衰退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美国忽视基础设施投资是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Buurman & Rietvel（1999）通过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长、短期效应后发现，从短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创造就业、增加收入；从长期来看，基础设施不但在后期的运营与维护中可以创造就业、增加收入，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入21世纪后，人们愈发意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针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愈发丰富起来。Arndt（2001）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实现各国间的互联互通，可以帮助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生产网络整合，从而为区域经济增长添加新动力。Kumar & Acharya（2011）则提出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国内产出，减少贫困和降低失业水平。Age & Nor（2010）发现在保证公共投资支出效率的条件下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支出，能使经济从低生产率、低储蓄和低增长移动到高增长的稳定状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国家其贫困比例更低，因为基础设施提高了人力资源能力素质和提高资本效率，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增长（Srinivasu & Rao，2013）。而在后工业化社会，区域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创新集群对创新产品的创造者和商品服务生产商的连接作用将可能激活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Shaidullin et al.，2013）。当然，亦有许多学者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总是显著为正的。Bougheas et al.（2000）认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但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仍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无独有偶，Riedel et al.（2007）在其研究中发现，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挤占其他类型的投资，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发展。国内学者同样也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存在一定的变化。如丁建勋（2007）基于中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证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同时存在着一个最优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量。孙早、杨光和李康（2014）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其实证结果表明二者存在一种倒“L”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郑世林、周黎安和何维达（2014）基于中国电信行业的实证结果同样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递减。此外，部分文献还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具体项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Lakshmanan（2011）、Cook（2011）、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Heeks（2010）等分别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电气基础设施建设及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问题同样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Carranza et al.（2014）认为利用财政投资来缩小与他国基础设施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有利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同时具有公益性和盈利性，因而单纯依靠政府公共支出或者私人投资都是不合适的，如严成樑和龚六堂（2014）考察了中国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发现，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具体就亚投行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而言，学者们亦开展了广泛讨论。王达（2015）对亚投行成立的宏观背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意在以亚投行为战略支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助推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耿楠（2016）认为，在现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存在弊端和不足，并且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存在较大缺口的背景下，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是多边开发金融体系的重大创新和有益补充。刘国斌（2016）同样认为，亚投行的建立深化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金融互动，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了便利和条件。胡海峰和武鹏（2016）指出，亚投行的设立从金融支撑、经济合作和融资链完善等诸多方面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良性互动，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建立提供了金融支持。陈燕鸿和杨权（2015）则发现，传统融资机构对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的有效性不足，而亚投行的设立能够弥补了这一缺陷。王江（2016）就亚投行如何针对柬埔寨国家发展阶段，借鉴世界银行在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经验，就大型水电站、交通和农业灌溉等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前景进行前瞻，提出亚投行在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的初步建议。贾银华（2016）则指出，亚投行的贷款领域锁定于基础设施，存在单笔业务贷款额度大、贷款项目数目少、贷款回收期限长、风险大等特点。因此，亚投行应注重贷款全过程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总的来说，近些年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是十分丰富的，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基础设施在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实证方面，已有的研究往往关注基础设施的某一方面，研究如交通、能源或卫生等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或者仅仅关注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少有将基础设施各项指标综合进行分析的文献，仅Calderon et al.（2015）基于世界各国总电话线长度、道路里程和发电容量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用于评估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水平。然而，Calderon等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采用的基础设施指标较少，涵盖面较小，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信息量不够；同时，他们采用的基础设施指标为总量数据，总量数据往往受到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影响，不能直接用于横向比较。此外，虽然有众多研究阐述了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但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文献运用现实数据对此问题进行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更多且更恰当的基础设施指标，采用无量纲和标准化的统计评价方法，构造内涵更丰富、效果更一致的基础设施综合指标，以此来衡量和反映各国各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水平，实证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而检验金融要素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

二、模型设计

（一）变量和数据

金戈（2012）在测算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时将基础设施投资的统计范围划定在为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四个科目。参考上述范围，并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将基础设施归纳到交通、通信、卫生和能源四个方面。同时，正如Snieska & Simkunaite（2015）所说的那样，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很容易遇到数据可得性的问题，如没有完整优质的数据库支持、部分变量数据大量缺失等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遇到了该问题，笔者根据现有的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经筛选后的样本（变量）中的数据经过（前后均值法、模型拟合法和平均增长率法）插值补全少量缺失值和替换异常值（均值±3倍标准差）处理后，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由此得到平行结构的面板数据。同时，为保证各国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本文的指标多采用相对值表示。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数据频率为年度数据，数据期间为2000-2014年。表1、表2展示了各变量的具体定义。

（二）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

为将各项基础设施编制成为一个综合指标，从而对各国各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需要采用综合评价法进行分析。国内外关于综合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专家打分法，二是运筹学与其他数学方法（如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三是基于统计和经济的综合评价法（如秩和比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四是新型评价方法（如人工神经网络法、灰色综合评价法等）。其中，秩和比法（RSR）和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是常用于医疗卫生统计中的综合评价方法，其特点在于简单、快速和使用，无需复杂的计算和数学知识，本文将采用这两种方法来对各国各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进行评价。

秩和比（Rank Sum Ratio，RSR）指的是行（或列）秩次的平均值，是一个非参数统计量，具有（0，1）连续变量的特征。在综合评价中，RSR综合了多项评价指标的信息，表明多个评价指标的综合水平，RSR值越大越优。秩和比法在一个n行m列矩阵中通过秩转换获得无量纲统计量RSR，再次基础上运用参数统计分析的概念和方法研究RSR的分布，以RSR值大小对评价对象的优劣直接排序或者分档排序。该方法的特点是对数据对象无特殊要求，使用灵活简便。RSR法的步骤如下：

1.在一个n行（n个评价对象）m列（m个评价指标）矩阵中，RSR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1,2,…,n，j=1,2,…, m，为Rij第i行第j列元素的秩。

2.计算得到每行的RSR值后，计算该RSR在全样本中的平均秩R，并计算向下累积频率P=R/n，将百分率换算成概率单位probit，probit为百分率p对应的标准正态离差u（pi分位数）加5。

3.以probit为自变量，RSR为因变量，对回归方程

进行参数估计，后将之前的probit代入

得到纠偏后的作为最终的RSR值，该值越大，评价对象越好。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是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基本思想是：基于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分别用最优向量和最劣向量表示），然后分别计算诸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的距离，获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近似度，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TOPSIS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1.将所有变量Xj的数据归一化为均值为0、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序列，从而得到归一化的矩阵A，其中

2.据A矩阵得到最优向量和最劣向量，即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为：

最优方案：

最劣方案：

其中i=1,2,…,n，j=1,2,…, m。aij+和aij-分别表示现有评价对象在第j个指标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分别计算各个评价对象i与最优方案及最劣方案的距离Di+和Di-：

4.计算各个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

Ci在0和1之间取值，越接近1表示该评价对象越接近最优水平，越接近0则表示该评价对象越接近最劣水平。最后按照大小对各评价对象排序， 越大表示该对象越好。

RSR法和TOPSIS法的优势是在评价时能够忽略各个指标自身单位和数值大小的差异，无量纲化或标准化后的数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三）综合评价指数效果检查

本文对2000至2014年所有可得平行面板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指标采用RSR和TOPSIS法进行综合评价，由此得到的RSR值和C值可反映每个国家基础设施指标集在时间上的变化和国际空间上的差异，一个国家某年RSR值和C值比自身往年增大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RSR值和C值比另一个国家任意年份的大则反映其基础设施水平比另一国任意年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

本文按照四分位点分别将RSR和C值分为4档，将2000-2014年按照每5年1期分为3期，把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状况分为3类。从RSR和C各档在时间上和国家上分布的一致情况和符合直觉的程度来判断两个评价指标的效果。其中，经济体类型的分类参考IMF的《世界经济展望2012》，使用的国家和分类如下表所示。

下图展示了采用RSR法和TOPSIS法评价对表3所示的样本数据按照指标排名进行四分位点分档的情况，第1档表示最差档，第4档表示最优档。从图1不同经济体类型下各分档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全部是第3档和第4档，且第4档占90%以上，而其他国家以第1档和第2档为主，这反映出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现实情况相符；并且RSR法和TOPSIS法指数的分布较为一致，差异较小，两个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同时，本文按照5年一个时期将2000-2014年分为3各时期，依次为时期1、2、3，来考察基础设施指标在时间上的分布。从图2不同时间段下各分档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第1期以第1档和第2档为主，二者之和接近70%，第3期则以第3档和第4档，二者之和接近70%，这反映出样本内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随着时间而不断提高，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且RSR法和TOPSIS法指数的分布较为一致，差异较小，两个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综合RSR法和TOPSIS法的分档在时空上的分布一致性及与现实情况的一致性，本文认为，RSR法和TOPSIS法在评价各国各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问题上，效果较为理想，采用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RSR和C可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进入下一步的研究。

三、实证分析

（一）动态回归参数分析

在经济发展问题中，首要关注的问题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的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考虑到经济总量的增长固然重要，但仅仅因为人口增加而导致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未必是件好事，即使经济总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如果人口增速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居民的境况反而可能会恶化，所以人均产出的增长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而本文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是否显著影响人均产出的增长。此外，失业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治安在很大程度上与失业率有关，所以本文注重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是否影响失业水平。为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总量、人均产出和就业等三个经济发展变量因素的影响，以各自的代理变量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和失业率为被解释变量；基于RSR法和TOPSIS法计算得到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RSR和C值，计算二者（扩大100倍后）的对数差分值来近似表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分别表示为rsr_gr和c_gr，将二者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分别进入回归方程；并加入投资、人力资本和物价等多个控制变量。考虑到经济变量自身的动态关系，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和滞后二阶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影响可能需要滞后一段时间才能有显著影响，加入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的滞后一阶和滞后二阶为解释变量。

考虑到本文的模型中出现了滞后被解释变量，面板数据模型最常用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已不能保证得出无偏的参数估计，因此本文采用两阶段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法（D-GMM）来消除自回归中的内生性的影响。鉴于各经济体类型之间的差异性，模型极有可能存在异方差，故选用Hansen检验来判断过度识别与否。从F_p、ar2p和Hansenp来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题和过度识别问题。回归结果显示，基础设施代理变量rsr_gr和c_gr的当期值、滞后一阶和滞后二阶项的系数对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均显著为正，对失业率均显著为负，表明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减少失业有着显著的持续性的积极效果。

（二）金融要素与基础设施建设

前文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注意到，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在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发达国家的水平较高，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较低。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十分巨大。然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盈利弱等特点，且政治风险较大，安全环境多变。加之“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市场多种多样，而且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的经济问题、法律保护、汇率波动和国家风险等因素均推高了潜在投资者的风险和成本。并且，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利用效率和金融活跃程度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话语权和主导权中的弱势地位使其无法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直接导致其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由此可见，较高的融资风险、较高融资成本和较低的融资效率的可能阻碍着“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

基于上述论述，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来研究融资风险、融资成本和融资效率三个因素对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贷款的风险溢价衡量贷款风险rpol，采用利差衡量银行部门融资效率irs，采用外债利息支付占比和贷款利率分别衡量外债融资成本ipoed和国内银行融资成本lir；以RSR值和C值衡量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此处的面板数据均为非平行面板，数据期间为2000至2014年，所选国家和国家数量依数据可得性而定，回归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SR和C组的回归结果无论在符号还是显著性上均具备较强的一致性，这说明本文得出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从具体的回归结果来看，贷款风险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贷款风险高对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与预期一致，国内、外融资成本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系数同样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融资成本对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过高的融资成本会直接影响一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国内的融资成本，外债成本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更大，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外债贷款对一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还证实，银行部门融资效率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将显著提升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总的说来，贷款风险高、银行融资效率低、融资成本高均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

四、结论与启示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关键时期，本文关注和研究了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考察了金融要素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和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几年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往往关注基础设施的某一方面，如研究交通、能源或卫生等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或仅仅关注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少有将基础设施各项指标综合进行分析的文献。因此，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采用无量纲和标准化的统计评价方法，构造了内涵更丰富、效果更一致的基础设施综合指标，以此来衡量和反映各国各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水平。接着，本文利用RSR和TOPSIS综合评价法得到的样本内各国各时期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与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显著正相关、与失业水平显著负相关。之后，本文推测和实证了风险、融资效率和融资成本等金融因素对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的不利影响，发现金融因素可能是拖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进程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的政策启示性建议有：第一，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应继续坚持从深化各国间的互联互通起步。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将为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增添新活力。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风险高，银行部门融资效率低下，且国内银行融资成本高，这些金融因素可能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应充分发挥区域性金融合作机制的支持作用，努力为推动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降低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及提高融资服务效率将成为“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制效用发挥的突破口。从降低融资风险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美欧在经济危机后为恢复自身经济增长而采取刺激政策的溢出风险，同时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金融风险也不容低估。因此，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制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过程中，应积极拓展沿线地区货币结算业务，尤其是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提高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鼓励沿线各国将人民币作为本国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规避美元波动带来的交易风险。从降低融资成本来看，“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制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各类金融资产证券化的衍生金融工具，最大程度释放资金的可利用潜力；积极推进PPP 模式，引入机构信用为项目做担保，增强基础设施项目信用评级，推动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投融资；与各国商业银行合作，通过发放银团贷款等方式，分散贷款风险，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而低息的融资；通过拓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融资渠道，增加投融资供给，降低因资金供需不平衡带来的投融资成本。从提高融资效率来看，“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制专注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尤其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因此“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制将重点为那些风险高、周期长、但社会长期回报率高的基础设施项目优先提供资金支持，具有更高的融资效率。未来，“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制应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融资和资金使用模式，同时更加积极地进行专项投融资活动，通过提高融资活动的有效性来进一步提高融资服务效率。

作者简介

李建军，太阳集团tyc539丝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太阳集团tyc539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金融青联委员。入选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4年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2015年北京市教学名师。作为首席专家承担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研究》。研究领域为货币金融、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与民间金融等。

李俊成，太阳集团tyc539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