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讲师、太阳集团tyc539丝路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本文利用2004 - 2014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分析了中国对48个“一带一路”（OBOR）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的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而非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能带来中国出口量的增加而非减少。其次，就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提高中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有显著效果。最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增加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广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来自贸易深度边际的增加而非广度边际。
关键词：一带一路；OFDI；引力模型；广度边际；深度边际
一、引言
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经济从空前发展时期转向所谓的“新常态”自2010年以来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突出特点。在全球和国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成为推动中国与邻近国家经济共同发展与合作的主要战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已经成为这一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在过去十年间稳步增长，2014年达到925亿美元，占中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0.5％。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在2014年上升至27.22％左右。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是否有助于实现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技术发展和长期经贸增长的目标。
本文利用2004年至2014年间中国对48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我们的结论支持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观点。其次，本文从贸易边际角度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根据Helpman等人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出口可以产生贸易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它们共同构成了贸易的“二元边际”。前者是指贸易规模和数量的增加带来的出口增长，后者指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带来的出口变化。本文使用出口总量来衡量贸易的深度边际，使用出口产品种类来衡量贸易的广度边际，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高深度边际而非广度边际方面更为有效。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刺激出口的作用目前仅限于中低技术含量的出口，尚未扩展到高技术出口。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贸易的广度边际，以往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OFDI对贸易深度边际的影响上。其次，我们的实证分析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和多种估计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Taylor估计和泊松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本文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分析不仅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证据，同时对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具有重要政策意义，即若想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我国出口的作用，需要鼓励开发更多种类产品进行出口，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以重塑中国出口结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格局概述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举措涉及64个国家和地区。图1显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情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从2004年的980.55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6369.6亿美元，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04年的16.52％上升到2014年的27.22％。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加深（见图1）。
图4显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情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总额从2004年的19.32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924.2亿美元，增长了47倍多。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占中国投资总额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4.31％上升到2014年的10.47％。表明过去十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一直稳定增长（见图4）。
三、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引力模型假设两国的贸易流量应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正相关，并与两国地理距离负相关。基本引力模型如下：
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对数变换，同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除引力模型之外的可能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变量，得到扩展的引力模型。
其中第一个扩展的引力模型用于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贸易深度边际（出口总量）的影响。第二个扩展的引力模型用于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贸易广度边际（出口产品种类数量）的影响。
四、变量选取及说明
本文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该公报中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和出口数据只包含2004-2014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中的48个，因此本文采取2004-2014年48个一带一路（以下简称OBOR）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一）因变量
贸易的深度边际（lnexport），中国对OBOR国家i在第t年的出口量，分为总出口量和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量（按照Lall（2000）低、中、高技术含量分类），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贸易的广度边际（export_count），中国对OBOR国家i在第t年的出口产品种类数量。
（二）自变量
中国对OBOR国家i的OFDI存量（lnofdi）。选取OFDI存量而不是OFDI流量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将OFDI流量记录为某一年对东道国的新增或撤回的投资，使得OFDI流量数据可能为负值，进而导致这些观察值在回归分析中被删除。其次，相比缺失值较多的OFDI流量数据，OFDI存量数据更一致。第三，OFDI流量对贸易影响的解释更易受到与贸易高度相关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关系的影响。因此OFDI存量指标更适合我们的实证分析。
（三）控制变量
中国和OBOR国家i的地理距离（lndis），用两国首都间距离衡量，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OBOR国家i的GDP（lngdp），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官方汇率（lnex）；OBOR国家i的私营部门信贷比例（dcps），衡量私营部门信贷占GDP比重；中国和OBOR国家i是否存在自由贸易协定FTA（if_fta），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OBOR国家i是否为WTO成员国（if_wto）；OBOR国家i的法律制度（law）；OBOR国家i的腐败指数（cor）；OBOR国家i的政府稳定性（gov）；OBOR国家i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soc）；OBOR国家i的基础设施条件（infra），使用航空运输作为代理变量。
alpha为常数项；beta为国家固定效应； gamma为年度固定效应；epsilon为残差。
五、实证结果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总量的影响
在表2中，列（1）为年均固定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结果，主要的解释变量（lnofdi）对总出口量（lnexport）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lnofdi和lnexport之间为互补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来总出口量的增加，该结果与中国学者所持有的普遍看法相一致。OBOR国家国内生产总值（lngdp）系数为正，表明OBOR国家的市场规模与中国出口总量有正相关关系：OBOR市场规模越大，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量越大。距离（lndis）具有预期的负向影响，即较远的地理距离通常会抑制出口，该结果同时证实了引力模型的基本假设。
由于OLS模型没有考虑国家固定效应，表2进一步估计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列（2）表示具有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OLS模型夸大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总出口的正向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的一个主要局限是不能估计时不变变量的系数，由于引力模型中距离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变量，因此需要列（4）的Hausman-Taylor模型进行进一步估计。列（4）结果表明，尽管中国对OBOR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量是相互补充而非替代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相对有限，中国OFDI存量1％的变化仅带来中国出口总额0.090％的增长。列（5）使用GMM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查，结果仍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总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
表3给出了出口产品种类数量的泊松估计结果。列（1）为没有时间和国家效应的混合泊松回归结果，此时OFDI存量对出口产品种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结果与表2类似，在此不进行赘述。列（2）为考虑了时间和国家效应的固定泊松回归结果，结果表明OFDI存量对出口产品种类没有显著影响。列（3）和（4）分别表示具有固定和随机效应的泊松模型结果。Hausman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产品种类（从而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的增加没有显著作用。列（5）通过GMM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再次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量的影响
表4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且对中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的影响大于对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的影响。
六、结论
本文利用2004年-2014年中国与48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贸易关系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能够刺激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相互补充而非替代关系。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高中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方面有显著效果，反映了我国在中低技术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及其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的相对不足。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增加出口产品种类数量（贸易广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产品类别的数量型增长（贸易深度边际）。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更有助于我国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转向更加开放的经济模式，创造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的新的竞争优势。结合本文研究结果，为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要求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应提高贸易的深度边际，还应提高贸易的广度边际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充分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优化贸易增长模式。
文章来源：
Lu Yue, Y. Lu, K. Zeng, and Y. Li (2017),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Margins of Trad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One Belt, One Road” Countri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thcoming
作者简介：
吕越（1987-），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访学访问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与金融。目前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并担任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和《南开经济研究》等杂志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联项目以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课题。曾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等、“百人会英才奖”、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优秀青年学者”，代表性论文入选《世界经济年鉴2016》“国际投资学2015年十佳中文论文（TO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