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成为全球疫情核心地区，受疫情影响严重，从经济数据等方面判断，疫情对于美国经济已经带来较大的冲击。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核心地位，需密切关注美国向中国转移经济下行压力和内部政治压力的风险。

美国有转嫁经济压力惯例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导致了美国具有转移内部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的倾向。美国采用的手段可以分为发动贸易战、政策外溢性带来的压力自动转嫁和推动经济逆全球化进程三个方面。

一战后，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20%，并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美国为保护国内产业，缓和股市崩盘带来的经济冲击，实施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一法案对主要贸易国实施了自1830年以来的最高关税，平均税率达到了47%。

上世纪70年代，中东战争爆发引致的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较大的下行压力，美国国内经济陷入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两难的境地，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失灵。1969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在后来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每三年经济会产生一次衰退，工业生产下降幅度最高达11.8%，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5%，失业率最高达到了10.8%。在这一阶段，美国为了输出自身的经济压力，同时打压来自日本的全面赶超，发动了贸易战，要求日本对美贸易进行自愿限制出口，加大对美国的进口，同时扩大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开放。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定》标志着日美之间由贸易战正式转向金融战，日元汇率的大幅升值叠加金融账户的迅速开放使得国际游资快速进出日本国内市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2008年和2009年GDP同比增长分别为-0.29%和-2.78%，陷入衰退。在这一时期，美国出台了831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与降息、扩表相结合的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2007年底的0.93万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峰值时期的4.6万亿美元。美联储扩表意味着美元供给增加，造成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与美元储备大幅贬值，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实际上是以各国的廉价资源来支持美国经济，自动转嫁危机。

总结美国应对危机的历史，其核心在于将内部的经济矛盾外部化，同时利用自身影响力借助政治谈判、舆论压力、经济制裁威胁等工具联合国际社会对目标国或目标经济体开展全面的攻击。从整体上来看，美国的手段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使用国内的经济政策工具，利用自动转嫁危机机制向世界转嫁内部经济危机；第二阶段是利用金融手段与贸易手段对目标国进行限制出口、要求金融开放、汇率操纵指控等全方面的攻击；第三阶段则是大萧条时期采用的全面加征关税手段，高筑贸易壁垒，推动全球化进程倒退。

美国变相转嫁经济压力的风险评估

从目前来看，美国转移自身风险的第一阶段的操作已基本完成，极端货币政策基本成形，极端财政政策规模也达到历史高点。截至4月8日，美联储总资产已经增长至6.08万亿美元，较2月底增长了46.2%。同时美联储常规货币政策空间也基本耗尽，联邦基金利率与2008年的0~0.25%相同，存款准备金下调至0，并下调贴现窗口利率至0.25%。随着美国财政刺激计划落地，美国202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预计会达到11%左右，超过次贷危机时的9.9%。因此整体上看，经济政策工具箱基本耗尽，但实施效果十分有限。

从经济增长方面看，美国经济主要依靠消费驱动，消费支出占整个经济的70%左右。因此经济停摆会导致整个社会无法形成有效需求，进而对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同时极端政策会导致经济稳定后的通货膨胀高筑，尤其是财政政策给居民直接发放美元的手段，会为长期通货膨胀埋下隐患。摩根大通预计美国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率将下降40%，美国经济矛盾或面临着进一步深化。

从失业数据上看，美国3月份的失业人口高达184.8万人，失业率达到4.4%，环比上升0.9%，单周首次申请失业保险金人数达到660.6万人，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大萧条时期人数相近。摩根大通预计4月份失业率将飙升至20%，失业人数将达到2500万人。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由2007年的0.47上升至2018年的0.49，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此背景下，如果失业率大幅上升且持续时间较长，会带来美国国内的民众根基产生动摇，对外转嫁经济压力的动力明显上升。

从金融市场来看，疫情导致美国长达十年的牛市终结。美联储的极端宽松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但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较差的预期下，股市面临着重新积聚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时，容易产生深度衰退。

在医疗资源方面，美国的医疗负担较重。目前疫情在美国肆虐导致了医疗资源出现巨大缺口。数据显示，美国医疗防护物资有30%来自进口，20%用于出口。在欧盟对出口医疗物资实施管控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和其他国家竞价购买中国的医疗商品。此外，2018年，美国政府在医疗上的支出达到了1.6万亿美元，占到了全年政府总支出的23.8%，疫情将加重进一步加重政府负担。

在全球化进程方面，美国在疫情之前就面临着国内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压力。在此次疫情中，美国作为全球疫情的震中，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很难恢复到正常的经济水平，制造业外流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因此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动机较大，可能会通过政治压力要求部分美国企业重返美国，解决美国国内的就业问题。

除经济矛盾外，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将成为美国进一步输出内部经济压力的重要动因。在社会舆论导向上，美国政府由于早期应对不力导致疫情恶化，国内舆论压力较大。

中国应对的政策建议

（一）短期内保持政策定力

外部环境的恶化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下行压力，上半年经济增长为负的概率显著增加。我们需要首先认识到，经济下行是外部环境恶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接下来政策需要转变思路，不应盲目刺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质的提升，而更多需要从质的角度出发，优化国内的经济结构，警惕各国政策带来的外溢效应。

在政策取向上，明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地位和职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外需疲软，企业投资意愿低迷，稳增长需要靠内需发力。因此在政策实施顺序上，财政政策要优先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需要解决稳增长和调收入结构两方面的问题。在稳增长方面，财政政策需以基建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形成有效需求。同时这一部分的投资的目的应当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社会资本存量，为经济潜在增长提供更大的动能。在调收入结构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尽力保障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稳定，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在于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而非强力刺激增长。当前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居民的消费积极性下降，货币市场容易出现流动性陷阱，多余的流动性多会以闲资的方式被各主体持有。因此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在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足。

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财政政策需要兼顾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目标，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的方式合理提高财政赤字率，为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做好资金准备。在拉动内需总量方面，需要进一步发挥基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当前我国的传统基建领域趋于饱和，而新基建领域的概念较新，投资需要更加谨慎，尤其在5G、新能源、区块链等“新基建”概念上需要加强基建的顶层设计和配套资源协调，防止资源浪费，切实将基建作为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在供给侧，重点关注中小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减税降费。在疫情冲击下，外贸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较大，需要进一步分析具体行业和具体企业的增长压力，设计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可以参考美国的治理经验，在地方政府探索设立中小企业管理局或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为地区中小企业统筹提供纾困资金。此外，财政政策需兼顾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防止疫情对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带来冲击。

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需保持一定的政策定力。坚持货币政策以国内金融市场的实际需求为主，以维护市场的流动性充足为目标，结构政策大于总量政策的政策基调。货币政策维护市场的流动性主要包括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居民三个层面。在金融机构层面，保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是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降准降息都应当以金融机构的实际流动性需求为标尺，保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同时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将金融手段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以财政金融化助力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非金融企业方面，注重外贸企业和中小企业流动性补给。借鉴美国的经验，可以以实际需求出发，对解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和特殊行业提供特殊担保贷款，专款专用。在居民流动性层面，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对居民的消费、房地产信贷还款做出更完善的安排。

在汇率政策方面，需警惕外部风险通过外汇市场传导到国内。从目前美国的极端政策来看，美元汇率短期波动，长期贬值。人民币未来升值的空间较大，需更加注重汇率的稳定和跨境资本的管理，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此外，在美元币值波动较大的环境下，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尝试债务置换的手段，与存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达成双边合作，以人民币债务置换债务危机国的美元债务，原债务国即将到期的债务由中国来承担，而原债务国采用国内的资源做担保，重新协商偿还人民币债务。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美国大规模的货币放量对中国储备资产征收的“铸币税”，以美元换资源，另一方面防止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更大的外部风险，同时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树立中国在世界上良好的大国形象。

（二）中长期内推动结构性改革，扩大开放

1.对内推行结构性改革。

产业结构方面，疫情催生了系列新兴产业。无人零售、无人超市、无接触配送等模式的兴起成为实体零售行业的新趋势。线上采购模式有助于适应当前避免接触的消费方式，拉动国内内需。长期来看有助于解决我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开始相对缺乏的问题。

疫情的暴发同时也检验出我国的医疗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预防方面的基础设施仍需要加强。因此医疗体系可以借力基建，探索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工程的实施路径。尤其重视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方面的开发与投入情况。

在房地产领域，一方面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深化房地产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控总量，调结构。一二线城市以稳为主，重点推出政策解决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三四线城市推行因城施策，重点放在城镇化方面。同时需要防止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风险出现大幅上升。在房企方面，2019年房企的销售回款占整个到位资金的50%左右。房地产行业以稳杠杆为主，维护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不断裂才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这一过程需要政、企、银三方的合作，共同防范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国有企业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在疫情中需要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探索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在国有企业的资金链方面，由于当前的银行信贷偏好仍然偏向国有企业，可以暂时释放一定的杠杆要求，以短期平滑国民经济的大幅波动。而这一部分资金可以探索实施国有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免租、免税政策。

在要素市场改革方面，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配套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完善各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土地要素方面，加快落实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以尽快实现农业生产运作现代化。在资本要素方面，资本市场的存量改革和监管职能的转化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在劳动力要素上，户籍制度与体制内“铁饭碗”制度给整个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流动带来困难。除传统要素外，近年来市场认为数据或可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型要素，完善数据这一新型要素的构建可能成为未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一大重要领域。

2.对外稳步扩大开放。

当前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避险资产，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十年期国债与中国十年期的国债利差仍处于高位。美国国内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我国可以合理利用外资增加国内的资金存量，避免由通货紧缩压力带来市场的资金面紧张，更有利于助力解决国内投资不足的问题。因此我国需要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步伐，把握对外开放的节奏，在保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适时提高开放度，以积极的姿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此外，需要配套跟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降低美元币值大幅波动对我国带来的影响，构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结算体系。目前，伊朗央行已经宣布正式用人民币替代原来美元的位置。在全球金融震荡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存在一定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中国的金融资产长期被低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复苏进程乐观对人民币币值具有支撑作用，以及我国具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保证资本开放下的经济稳定三个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以自贸区为起点推动金融开放，同时兼顾加强人民币基础设施的建设，依靠“一带一路”的推进将人民币打造成可以应对美元冲击的国际货币。

谭小芬系太阳集团tyc539教授；王睿贤系太阳集团tyc539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急管理项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批准号7185000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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