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8期封面文章刊发太阳官网谭小芬教授与第二届卓越学术人才培养项目成员龚力丹、杨光共同合作撰写的文章《非贸易品相对价格能解释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的波动吗》
传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简称B-S效应)认为,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会推动其实际汇率升值。其逻辑在于,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其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上升要快于非贸易品部门,从而贸易品部门的工人工资相对非贸易品部门上升,这会吸引劳动力从非贸易品部门流出到贸易品部门,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上升,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然而,由于市场摩擦和名义价格粘性的存在,短期内一价定律不成立,实际汇率的波动会受到贸易品价格偏离一价定律的影响。部分研究发现,贸易品价格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程度远高于非贸易品,贸易品价格差异才是导致实际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Rogers和Jenkins,1995;Engle,1999;Bett和Kehoe,2008)。
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的波动,可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外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本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波动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有关(Parsley和Wei,2002);其次,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赖度较高,而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对一价定律的成立有很大的影响(Betts和Kehoe,2008),这可能导致非贸易品价格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于发达国家。
本文基于1997-2014年中国与43个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格,采用均方误差分解法和方差分解法对实际汇率进行分解,研究了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对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的影响程度,以及哪些因素会对非贸易品在实际汇率波动中的解释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论文的创新在于:(1)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变化。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所选时间样本进行分段研究,观察2005年前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否有显著的差异。(2)研究贸易紧密程度联系、财政支出、人均GDP、产业结构是否会影响B-S效应的显著程度。(3)采用CPI分类数据和PPI数据构造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虽然用CPI分类数据构造的贸易品价格会包括较多的非贸易品成分,但是,CPI数据可获得性强,可以使我们研究中国与更多国家的双边实际汇率的波动状况。
基于CPI分类数据分解得到的非贸易品对实际汇率的贡献程度普遍低于基于PPI得到的结果,原因有两点:一是PPI数据统计的是商品批发环节的价格水平,基本上不包含非贸易品价格成分,而在CPI分类数据中,商品价格指数统计的是终端商品价格,因此会包含运输、零售服务等非贸易品成分。用CPI分类数据进行实际汇率的分解,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将非贸易品价格波动引入到了贸易品价格之中,从而放大了贸易品价格波动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程度,因此得到的非贸易品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程度会变小。二是由于PPI衡量的是产品出厂价格的变动情况,相对于最终消费品来说,PPI对要素价格变化和国外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更加敏感。这一特点使PPI指数对汇率、国外价格水平的作用更为敏感,较CPI分类数据有一定的先行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价定律的满足程度。这两种分解方式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并且可以判断,非贸易品对实际汇率波动真实的贡献度应在二者结果之间。
论文主要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1)非贸易品价格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解释程度较小,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主要受到贸易品价格偏离一价定律的影响。非贸易品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弱,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贸易品中不可避免地会包括非贸易品因素,如安装、运输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贸易品价格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②运输成本、关税以及贸易摩擦的存在使得商品跨境套利难度较大,一价定律偏离显著地存在;③工资粘性、价格粘性、汇率的传递效应(pass-through)和进出口商的议价能力使得产品定价在短期内会偏离一价定律;④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和品牌策略的存在;⑤企业会结合各国的市场规模、消费者偏好,根据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进行差别化定价;⑥各种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价格扭曲、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的存在;⑦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进出口商会根据预期的汇率变化来对产品进行定价,进出口商对汇率的预期一旦与汇率的实际变化发生偏离,一价定律也不会成立。(2)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究竟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选取贸易联系程度、人均GDP、财政支出和制造业产值四个变量,分析它们是否会显著地影响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在实际汇率波动中的解释程度,将所有样本国家,按某一个变量(例如人均GDP的高低)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根据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为权重,对前K名和倒数K名分别进行加权,得到这些地区与中国的实际汇率中非贸易品所占的比重,并观察前K名和倒数K名的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判断该因素是否影响非贸易品价格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程度。结果表明,贸易联系越紧密、财政支出占比越低、制造业占比越高的国家,非贸易品价格对双边实际汇率的影响程度越大,但是人均GDP的差异对非贸易品价格在实际汇率波动中的作用没有显著影响。(3)以2005年为分界点将样本分成两个区间,分别计算1997-2004年和2005-2014年两个时间段中,各国对中国双边实际汇率中非贸易品价格波动所占的比重,发现大多数地区对中国的双边实际汇率受非贸易品的影响程度在2005年后都呈上升趋势,2005年之后,非贸易品价格对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的解释程度相对2005年之前明显提高,这主要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的综合作用,使得一价定律偏离幅度降低。
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从目前来看,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各项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国内贸易品相对价格将会上升,这将会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进一步升值。为维持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有必要适度使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以保持实际汇率稳定。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融合程度的上升,以及服务业占比的提高,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解释程度将会上升,汇率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越来越多地关注房地产等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化。